1939年9月的延安，秋天凉爽的微风带来阵阵舒适，宝塔山在如水月色的映衬下更显巍峨，本该早早入睡的人们却在一天劳作后纷纷聚集在某一处院落，因为那里正在举行一场热闹的婚礼。

　　新人有两对。一是孔原和许明，一是邓小平和卓琳。毛主席、刘少奇、张闻天夫妇等人陆续到场，曾在轮船上当厨师的邓发亲自掌勺，用仅有的几样寻常食材烹制一桌美味。

　　虽然菜肴很普通，可在场之人的情绪非常高昂。大家簇拥着两对新人来到照相机前留下特殊纪念。平日无比严肃的邓小平难得露出笑颜，素来爱笑的卓琳则稍显严肃。

　　并肩作战的战友们皆为他们的喜事而感到开心，一个又一个战士走到新郎面前劝酒，直把孔原灌了个酩酊大醉。

　　反倒素日不常饮酒的邓小平不知哪来的大酒量，一杯杯酒水喝下去，越来越精神，竟把道贺的来客都“喝”倒了，惹得旁侧“围观”的夫人们惊奇赞道：“小平同志的酒量可真大。”

　　直到很久以后，与邓小平相熟的张闻天才揭露秘密：原来邓小平的“酒量大”全靠提前用白水冒充白酒，一对好友各拿一瓶，一真一假，配合无间，蒙混过关。

　　婚后几天，邓小平与卓琳再度走上属于他们的征程，携手回太行“度过”了一个与众不同的“蜜月”。

　　数十年风风雨雨，他们二人始终不离不弃，堪称革命夫妇典范，但却鲜少有人知道，昔年邓小平得抱美人归，其实并不是那么顺利。最开始，卓琳一点儿也不想嫁给邓小平。

　　01，两次婉拒：她说我要他结婚后立刻离开延安，害怕别人说我嫁了个土包子

　　1916年，原本名叫浦琼英的卓琳出生在云南一个富裕家庭。

　　她的父亲浦在廷是一位爱国实业家，昔年曾创办宣威火腿罐头企业，资助护国运动和黄埔军校的建立、参加护法战争与国民革命，获孙中山等人高度称赞。母亲雷氏乃一位家庭主妇，常年在家操持家务，照顾儿女。

　　卓琳是家里最小的女孩，上有3个哥哥同3个姐姐。她自小深受父亲兄姐革命思想的熏陶，早早萌生反抗意识，生出“脱离”浦氏封建大家族的念头。

　　卓琳的兄长并未因妹妹们是女孩而忽视对她们的影响，反倒借着出国学习的机会，给她们带回来许多有关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小册子，让妹妹们争相阅读，受到启发。

　　卓琳的中学是在昆明读的。她有一位女音乐教师名赵琴先，常常借着课堂之便，偷偷给学生们演唱《国际歌》，为他们讲述平等自由、天下大同的道理。

　　久而久之，致使卓琳和同学们对革命产生更浓重的好奇和向往。可好景不长，别有用心之人的举报，令赵琴先身陷敌人牢狱，面临生死危机。

　　卓琳与同学们赶到行刑现场，目睹老师慷慨就义。那是卓琳生平第一次见到革命的残酷，老师用鲜血坚定了她们效仿先辈，继续努力的决心。

　　1932年，16岁的卓琳考入北平女子中学。背井离乡的生活未曾给她带来半点儿忧愁，反而让她深感自在和喜悦。

　　她不愁吃穿，每日开开心心上课，痛痛快快生活，淳朴的学校风气、活跃的思想氛围都令卓琳无比畅快。

　　于她而言，唯一美中不足的大抵便是国难犹如阴云，时刻笼罩在每一位华夏子民的头顶，卓琳同样没有例外。

　　1935年，“一二·九”运动的爆发，叫卓琳的思想有了质一般飞跃，她不再拘泥于挣脱封建束缚、追求婚姻自由，革命的火花在她的心头慢慢绽放更绚丽的花朵。

　　次年，卓琳学成毕业，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，学物理专业。她是云南省首个考入北京名牌大学的学生，是当之无愧的女学霸。

　　1937年，卓琳放弃学业，乔装成百姓，逃离北京，长途跋涉来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。同年11月，她和朋友张煜等青年学生结伴，走入宝塔山下的延安，考入陕北公学。

　　1938年，卓琳成为中共组织一员，为工作需求从此更名“卓琳”。

　　那个时候，她是延安公安部门的工作人员，因该部门女同志比较多，所以未婚的男同志总到那里找对象。

　　有一天，卓琳到曾希圣家中聊天，曾希圣突然问了她一个问题：“卓琳同志，有位男同志想和你结婚，你愿不愿意见见他？”

　　卓琳毫不犹豫地摇头。很久以后，她才知道曾希圣口中的那名男同志即是邓小平。

　　彼时，邓小平刚刚结束一段失败的婚姻，从太行山来延安开会。和他同宿舍居住的邓发听说他没结婚，生出想在延安给邓小平找一个合适结婚对象的念头。

　　不知怎么，邓小平一眼相中卓琳，怎奈卓琳一心工作，觉得自己年纪尚小，婉拒了曾希圣。

　　有与卓琳相熟的女同志悄悄问她对邓小平的印象如何？卓琳回答：“他的个头不太高。”

　　想要撮合二人的女同志瞬间笑了，调侃卓琳：“路旁的电线杆子蛮高，可惜只能扛回家当柴劈。”

　　几天后，曾希圣再度找到卓琳，又同她说起邓小平想和她喜结良缘的事情。卓琳依然拒绝了。

　　她说：“我很怕自己嫁给工农干部，不是我瞧不起他们，嫌弃他们没知识，而是担心我们说不到一个点儿上去。就像某个笑话，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结婚后去河边散步，知识分子感慨月亮真漂亮，工农干部一脸莫名其妙，问月亮有什么漂亮的，看不出来……甭管这件事是不是真的，反正在延安传成了笑话，我不想那样，所以我一心找个知识分子。”

　　但卓琳没想到的是，邓小平是一个很固执的人，他见拜托同志介绍不成，又主动找到卓琳，说要和她谈一谈。卓琳欣然同意。

　　二人并肩到了曾希圣家里，邓小平开门见山表示：“我知道，我的年纪比你大，在前线工作十分辛苦，可我确实想与你结婚。曾希圣和你谈过，你不同意……我不太会说好话，所以想请你再考虑一下，年纪大这件事我改不了，我会尽量在别的方面弥补你……”

　　那是卓琳首次与邓小平面对面坦诚谈结婚这个话题，虽然她没有立刻松动态度，可她的心底却对邓小平生出一丝好感。

　　过了几天，邓小平又约卓琳谈话，聊起了自己的理想。卓琳心想：“这个人还不错……我早听过他的名字，他是个知识分子，说话又诚恳……反正我已经23岁了，早晚都得结婚，不如就他吧。”

　　两人就此确立关系。卓琳对邓小平提了一个要求：结婚后立即离开延安。

　　邓小平没有在意卓琳形容他的话语，果断同意了卓琳的条件。

　　他们的婚礼一如开头所言，十分简单。对此，卓琳的心头略有勉强，觉得仪式过于仓促，什么也没有准备。可她什么都没说，默默接受了组织的安排。

　　02，一生携手：她说我的任务就是帮他管好家，管好孩子，叫他没有后顾之忧

　　婚后没几天，邓小平便遵循承诺，带着卓琳离开延安，回到了他工作的太行山。初时，卓琳留在八路军的总部负责妇女训练工作，邓小平则待在129师继续前线任务。

　　夫妻二人分居两地，陌生得犹如萍水相逢的陌生人，唯有邓小平回总部开会，他们方能短暂见上一面。

　　卓琳不喜欢这样的生活，再三向组织提出申请，才在次年有了调任129师，与邓小平真正“站”在相同位置的机会，开始深入彻底地了解自己的丈夫。

　　期间，担任副总司令的彭德怀特地前来祝贺邓小平新婚，未想他见到卓琳第一面，就诧异了，非常惊奇地朝邓小平大声感慨了一句：“哎呀，小平同志，你可真会找老婆啊！卓琳和你怎么长得就跟兄妹似的？”

　　在场之人听罢，全都笑了起来。

　　古话常说“夫妻相”，仔细看看邓小平和卓琳的面容，会发现他们二人的确特别相似，或许那就是他们二人的缘分吧。

　　生活里的卓琳性格活泼开朗，特别喜欢笑，邓小平则沉默寡言，鲜少讲话。卓琳没有嫌弃丈夫的“内向”，曾直白告诉邓小平：

　　“我知道你不爱说话，可我喜欢说话，又因为你的关系，不能随便和别人说话，生怕说错了话，给你造成不好的影响，所以我只能找你说话，你别觉得我烦，我把我的想法讲出来，你听了，认为我错了，就批评我，我会改。”

　　邓小平点点头，回道：“你知道，我就是这样的脾气，你想说、愿意说，就随便说，我有意见会提出来，没意见便作罢。”

　　卓琳眨眨眼，心头冒出一股无奈之感，她对自己说：“算了算了，这个老干部就这个样子，慢慢相处吧，了解以后会好一点。”

　　随着时间向后推移，夫妻二人慢慢有了自己的相处模式：卓琳说，邓小平听；卓琳有了不对的地方，邓小平及时提出，卓琳认真改正。

　　虽然邓小平偶尔会出现不符合卓琳幻想，打破她浪漫心的举动，但生活即是这般，不可能永远完美，只要两个人的心一直“贴”在一起，就足够了。

　　譬如有一次，卓琳对分居两地的邓小平提出一个建议，希望邓小平可以给她写写信。邓小平反问写什么？颇有点儿小资情调的卓琳回答：“写你每天的日程，都做了什么。”

　　邓小平点点头：“行，那我回去叫秘书帮我写个底稿，打印个十来份，每月给你寄一份。”

　　卓琳摇头失笑，急忙阻止：“罢了罢了，不写了。”

　　因为邓小平，昔年作为富家闺秀的卓琳学会了开荒和种地、纺织与编织，她竭尽所能为邓小平打理生活所需，让他没有后顾之忧，可以心无旁骛冲在最前线。

　　邓小平同样勿忘自己旧日诺言，尽量抽空在别的方面补偿卓琳的付出，他会帮妻子烧上一壶热水，亲自为她洗头擦拭；又或者伴同卓琳，与另外的同事打牌消遣。

　　他们的婚姻，没有波澜壮阔，只有平静幸福。

　　进军西南时，一贯脾气和善的卓琳难得与邓小平起了争执。她跑到邓小平面前，非常强硬地表示：“你别总把我们这些家属丢在后方不管，我告诉你，我也是共产党员，我要和你一起去，就算你砍了我的脑袋，我亦不会放弃！”

　　邓小平拗不过卓琳，只得调整以往将家属留在后方的方案，改成侦察兵提前探路，家属随军赶上的方式。

　　上海解放后的那段日子对邓家来说无比艰辛。卓琳刚刚怀孕，身体不佳；邓小平则由于工作忙碌，累到连饭也吃不下。

　　卓琳十分担心他，强行在上海租了一间屋子，二人各自一张床，并排放在房间，卓琳吃什么，就要求邓小平必须跟着她吃。可惜，忙碌的邓小平依然常常吃不进去，令卓琳忧心不已。

　　张锡瑷是邓小平的原配夫人，葬在上海。卓琳知道邓小平对她的感情颇深，遂到上海后，即主动与邓小平千辛万苦找到了张锡瑷的墓地，亲自和丈夫一起祭拜张锡瑷。

　　新中国成立后，卓琳随邓小平来到北京，她听从邓小平的吩咐，不外出工作，不仗着丈夫的“身份”出什么风头，安安静静留守家中，当邓小平背后的私人秘书。

　　凡是邓小平看完的文件，均由卓琳整理登记，再骑着三轮车送到办公厅，交给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存档。她专门在家中腾出来一间屋子，将所有文件依次摆开、整理，每半月或一个月送交一次。

　　她说：“有部门来请我出面担任什么职务，我全部拒绝，我没有争权夺利的思想，只想把家管好，照顾好孩子和小平同志，不叫小平操心，可以安心专心忙工作。”

　　邓小平非常感激卓琳的付出，说自己一生最忙碌的10年，幸亏有卓琳和王瑞林，才让他的工作能顺利无波地进行。

　　可以说，卓琳就是邓家的核心，邓家和谐、民主、欢乐的家庭气氛皆因卓琳的努力而来。邓小平晚年时，卓琳要求四代同堂的家人必须参加每天晚餐聚会。饭桌上不分长幼，有话直说。

　　她常告诫孩子们：“爸爸的决定即是家中最大的道理。”

　　卓琳用她的细心，数十年如一日地照顾着邓小平。邓小平四季要穿什么衣服，由卓琳决定、准备；晚上盖什么被子，几点需要吃什么药，都由卓琳安排。

　　邓小平也特别关心卓琳。某一次，卓琳偶然患上重感冒，忙碌的邓小平不顾亲属医生的劝阻，执意守在卓琳的房间，贴心询问卓琳的病情，叮嘱她一定要多喝热水，按时吃药。

　　因为邓小平工作繁忙，所以很少有闲暇教育小孩，卓琳便一力承担抚育孩子们的责任。

　　邓朴方小时候很顽皮，午睡不肯乖乖休息，卓琳想了个“好办法”，专门睡在他的小床旁，把邓朴方的胳膊腿全部压住，再用毛巾轻轻搭在他的脸上，告诉他：“你若不睡，我就不走。”

　　邓朴方没辙，只得听话睡觉。其他孩子见到卓琳的“方法”，同样不敢再调皮，孩子间的秩序由此诞生，有条不紊地维持下去。

　　邓家的孩子年纪相差不太大，上小学期间都住校，只有周六晚上才能回家住一晚。卓琳便趁此机会把他们叫到跟前，给他们讲报纸和杂志上的内容，并准备一些特别的课题，与他们一同讨论，培养他们对知识的兴趣。

　　正因有了卓琳的教导，邓家的孩子才能在日后纷纷成才，没有辜负父母的期许。

　　后来，邓小平因种种缘故遭到一系列打击，可卓琳始终不离不弃，相伴左右，真正做到了与邓小平风雨同舟，一生相伴。

　　03，看淡风云：她说我想代替老爷子到他曾经向往的土地上走一走，替他看看

　　1997年2月中旬，邓小平病故。巨大的悲痛瞬间笼罩邓家，孩子们都很担心卓琳。偏偏卓琳没有如他们所料沉浸在哀伤中，反而特别坚强地操持邓小平的后事，成为邓家新一个“支柱”。

　　她叮嘱孩子们：“老爷子的后事一定要听中央的，你们不能提出任何高出组织标准的要求。”

　　远道而来的亲属由卓琳出面接待，她告诉他们：“我知道你们也是来怀念小平同志的，既然如此，我想要求你们，一定要和小平同志一样，时时刻刻把人民利益放在心中，踏踏实实为人民做事，这就是对小平同志最好的悼念。”

　　卓琳说，生老病死乃自然规律，我们全家早就看淡。她将邓家人如同邓小平希望那般，永永远远团结在一起。他们买了许多鲜花，洒在自家院子里。一边撒，一边朝着天空问：“老爷子，你看到了吗？给你撒花啦！”

　　邓小平生日那天，他们不约而同回家聚餐，就如同邓小平在世时那样。

　　同年7月，一生低调的卓琳难得向中央提出一个要求，她说邓小平生前最渴望的就是到香港看一看，可惜他没能等到香港回归。

　　如今，香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，她希望可以代替邓小平到那片他收回的土地上站一站，即便只站一分钟也是好的。中央欣然应允她的请求。澳门回归时，卓琳同样出席了。

　　2009年7月底，93岁的卓琳在京病故。她生前留下遗嘱，身后如丈夫一般不留骨灰，全部撒向辽阔海域。

　　她的女儿说：“爸爸妈妈离开后，我们似乎对死亡有了不一样的理解。妈妈是去天国见爸爸啦，有了妈妈的陪伴，爸爸以后就不会孤单寂寞了。”